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是清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他治学勤勉，广涉经、史、子、集，著述宏富，于经史考据贡献尤大，是晚清学术界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葵园学案.继阮元之后，汇刻了卷帙浩繁的《续皇清经解》，于是“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640.王先谦利用书院汇刻经作、讲授汉学，为传播汉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肖聃称其“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这对王先谦的学术特色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

一、 王先谦汉学风格形成的背景

从总体上讲，王先谦的学术思想表现出明显的汉学风格，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学派，拘泥于纯粹的考据之学。王先谦汉学在方法上继承了乾嘉汉学家们皓首穷经、精于考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内容上却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能兼采汉宋之学、融通今古而力求经世致用。这与王先谦所处时代、地域的学术背景以及其治学、为官的经历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季清湖湘间晚来的汉学之风对王先谦学术特色呈汉学倾向有较大的影响。王先谦所处的时代是满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道咸、同光时期。此时，就全国而言，在乾嘉时期曾“灿然如日中天”的汉学已日益走向衰落。而当时湖南一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乾嘉时期的汉学盛风在道光以后才大行于湖湘之间。一时间，“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

乾嘉汉学家们朴实求真的治学风格对王先谦的治学路向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作为湖湘后学，王先谦的学术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湖湘学风的影响。湖湘学人素尊程朱理学，重经世致用，能兼容众家。王先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统。再加之，在王先谦的时代，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使士大夫们开始怀疑传统汉学的济世功用。此时，“乾嘉汉学的学术倾向导致了儒家士大夫们的人心世道之忧”。（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7.）所以，王先谦的汉学风格又不完全同于以往汉学家，呈现出兼采汉宋、古今同途、经世致用的特点。

其次，王先谦深厚的家学渊源对其学术的成就也有很大的作用。王先谦的父亲王锡光饱读诗书，在家开馆授徒，撰有《诗义标准》60卷。瞿鸿禨称王锡光为“宿儒”，称王氏兄弟会庭、敬吾、礼吾等人“皆绩学有声庠序”。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90.）王先谦四岁开始进入家塾，从其大兄王会庭学，直至十岁。两年后大兄会庭病逝，改从次兄敬吾学。王先谦后来的经学著作《三诗义集疏》，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其父。他自己也说：“府君所为古诗、试帖诗及诗文律赋，存者无多，陆续刊入家集及近人所选刻诸集，有《诗义标准》六十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作，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开示不孝兄弟，至为祥切。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685.）

著名文献学大师张舜微评价说：“抑先谦之学，家有根底，其精力所注，虽多为纂辑之业，然于学术源流，经说中矢，辨析至明。”（转引自张舜微.清人文集别录.）

再次，王先谦汉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中年督学汉学发源地江浙一带的经历有关。清代汉学肇源江苏，以苏州惠栋吴派为开山。“汉学”之谓始自惠栋再传弟子江藩。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盖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华书局，1983：137.）其后，江苏仪征阮元先后在浙江、广东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专勉经古实学，传播汉学，开清代汉学书院之风气。故江浙之间，自乾嘉以来，经师辈出，汉学之风大盛，并衍及光宣时期。王先谦督学江苏长达三年，后又赴浙江任乡试副主考，江浙汉学之风无疑会对他产生不小的影响。

二、 王先谦的汉学成就及其特点

王先谦一生基本上就是读书、做官、讲学、刻书、著书。他无论是在任学官还是主讲书院时都以“提倡经学为己任”。转引自叶德辉.郋园六十自叙.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上笺群经，下证国史，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在治经方面，他继阮元编《皇清经解》之后，汇刻了卷帙浩繁的《续皇清经解》1430卷，编刻了《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他还著有《尚书孔传参正》36卷、《诗三家义集疏》28卷，并撰写了《释名疏证补》，此书足以取代毕沅的《释名疏证》。（参见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156—163.）在考史方面，他循乾嘉旧轨，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名作，有《汉书补注》100卷、《后汉书集解》120卷（这两部书至今仍为史学界所本）、《新旧唐书·合注》225卷、《元史拾补》10卷、《史记旁证》若干卷、《新修晋书》（未完稿）以及《日本源流考》22卷、《外国通鉴》33卷、《五洲地理志略》36卷，并汇编刊刻了《东华录》200卷、《东华续录》419卷。梅季.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船山学报，1988（1）.其中《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日本源流考》和另一著作《荀子集解》被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萱进呈朝廷，王先谦因此被赏内阁学士衔。

如前所述，在王先谦的时代，由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思想学术界萌经世致用思潮很盛。近百年以来的汉学训诂已由盛而衰，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烦琐考证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史传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汉学研究也逐渐偏离了乾嘉时期原有的学术传承轨道。有学者注意到，“此时的经学研究呈现多途取向，由纯粹的经典考证，逐渐转向对人生理想的探索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从而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由汉学家内部发起的汉学更新运动”。（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4）.）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王先谦，他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事实上，他的汉学风格也无不体现着这些变化与趋向，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 求新务实，注重经世致用

跟许多汉学家一样，王先谦反对空疏，注重实事求是。他对当时许多学人务虚图名的做法是看不惯的，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薄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62—863.）王先谦自己治学则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好作偏激之论，不自以为是，不故作高深。如他在校《水经注》时提出：“夫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虚受堂文集·水经注要删正续编序.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21.）

由于王先谦倡导务实，故而主张求新变革，重经世致用之学。他已经不像乾嘉汉学家那样为治经而治经了。他看到了传统汉学的流弊。道光以来的内忧外患已经让王先谦意识到传统汉学对一字一句、一名一物的考证，其实是与空谈心性的理学一样，步入的是另外一种空疏。他也意识到，传统的考据之学是不可能解除当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于是，他主张求新，注重经世致用。他指出：“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虚受堂书札·复毕永年.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61.）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因时进行变革，建议开矿兴商，创办近代企业，扶植、鼓励民间工商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并创设了湖南第一个近代制造公司。维新运动初起之时，他呼吁要“百度维新，力图自强”。掌教岳麓书院时，亲自撰文抨击科举制度，改革书院课程。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认为“学堂科目，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亟宜通者也”。（虚受堂文集·学堂论下.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4.）王先谦积极参与时务学堂的创建，写手谕明令岳麓书院学生订阅《时务报》，并致函湘抚俞廉三，亟论振兴工业、振兴学校、兴办工艺学堂之重要。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王先谦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界限，主张学习西方，并将科学纳入经学的范畴，将自己的治学范围从经史考证扩大到其他许多方面，将一些新生事物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王先谦只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而反对涉及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变革，这又反映出他作为汉学家保守的一面。

2 汉宋调和，古今兼采

汉学发展到晚清，已呈现出融通汉宋、兼采古今的多途取向。湖湘理学传统悠远久长，即便在汉学昌盛的乾嘉时期，宋儒之学在湖湘仍大行其道，正如杨树达所言：“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乾嘉之际，汉学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转引自杨树达.积微居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0.）汉学之风虽在道光以后延入湖湘并不断兴盛，但宋儒之学的影响绝没有就此消失。王先谦作为晚清湖南的学术大师，虽然以治汉学为主，宋明之学对他还是有影响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并不排斥宋学，对学术分汉宋之名不以为然。他认为“道咸以降，（汉、宋）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7.）他坚持“仆于学问，惟务躬行，不欲以口舌相争”，（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5.）对汉宋之争、门户之见并不在意。他治汉学，对宋明理学是兼容并包的，并且认为做学问没有必要被汉学与宋学的名份所累。他对阎季蓉阎季蓉为当时湖南沅、澧间一学人，曾致信王先谦，里面有诋毁汉学的言论，谓“国朝雍康以前，士习端谨，至今遍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由于汉学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诱，士始奔走于津要，而荡焉无复廉耻”。王于是复阎季蓉书以表明自己的观点。（见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5—297.）说：“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曰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曰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矣。此名之为学术累也。”（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6.）接着，他又指出汉宋二家各有流弊，“然谓二家之学无流弊，则非也。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6.）

王先谦虽长于考据疏证之汉学，然其《虚受堂文集》之序跋，多为阐述义理之作，可见宋学对王先谦的影响亦不小。王先谦的学生吴庆坻在老师的墓志铭中称：“先生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涂辙而一之。其于崇经术治国闻致力弥笃。”（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王葵园先生墓志铭〈吴庆坻作〉碑传第四本，卷七，24.）在吴庆坻眼中，王先谦的学术风格就是汉宋兼容，笃力经史。王先谦笃力汉学，但并不将眼光局限于汉学，而是以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对待宋学，表现出一种大学问家的大度。他认为：“经学之分义理、考据，犹文之有骈散体也。文以明道，何异乎骈散？然自两体既分，各有其独胜之处。”（虚受堂文集·复阎季蓉书.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296.）并认为义理、考据学者，各有其独到之处。

王先谦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治经崇尚古文经学。但是，在晚清逐渐兴起的今文经学同样为他所关注。他认为今古文之争并无意义，主张择善而从，各取其长。他所编的《诗三家义集疏》，辑西汉齐、鲁、韩三家诗说，分别列于全经之中，对三家诂训，主要根据陈乔枞、魏源之说，兼采清儒有关毛、郑之笺疏，穿插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以疏通文义，使久已失传的今文《诗》比较可考。

同样，王先谦对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通论》、《今文尚书疏证》大为赞赏。据李肖聃记载：“……与《今文尚书考证》同为不刊之书。兴学令下，大吏聘先生（皮锡瑞）主讲学堂，于是为《经学历史》以授岳麓诸生。其书明群籍之大义，述今兴之家法，足裨始学。又虑所言微略，复造《五经通论》以鬯厥者。长沙王葵园先生读而叹服，遗书门人苏舆，谓令人愧汗无地。”（李肖聃.湘学略·鹿门学略第二十一.岳麓书社，1985：212.）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还采录皮氏之子皮嘉佑的今文学说十条。他的《尚书孔传参正》也吸收了魏源、皮锡瑞等今文家的观点。王先谦续辑清代二百零九种解经著作，编成《续皇清经解》，其中不仅对古文经学著作大量收录，而且对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凌曙、龚自珍、陈乔枞、陈立、魏源等解经之三十三种著作亦加以收录。（梅季.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船山学报，1988（1）.）

综上观之，王先谦不但能调和汉宋，对今古文经学也是兼收并包的。乾嘉汉学发展到王先谦这里，被继承的更多的是乾嘉汉学家们精于考证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问学之道，更被赋予了较从前更加广阔和丰富的内涵。

三、 借由书院，积极传播汉学

王先谦的汉学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综观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王先谦于汉学的贡献更鲜明、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汉学的传播上。王氏一直致力于对经史著作的搜集、整理、笺注和校刻，以及对汉学人才的培养、提携。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王先谦一生的汉学传播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从中年督学江浙经营南菁书院到晚年开缺返湘历主思贤、城南、岳麓诸书院，书院在王先谦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由此，我们可以说，王先谦借由书院，极大地传播并发展了晚清汉学。

1 督教书院、设局刊经、昌明汉学——王先谦之与南菁书院

王先谦汇刊的《续皇清经解》是他治汉学的代表作。更确切地说是他传播汉学的代表成就。当时王先谦正督学江南，作为一个汉学家，他对当时的专重经史训诂的汉学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是十分重视的。江阴南菁书院是由江苏学政黄体芳于光绪十年创建的，仿诂经精舍，专讲经学、古学。经学附以性理，古学附以天文、算学、舆地、史论。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等先后在此主讲。（参见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06.）王先谦不但广延通儒主讲南菁书院，还“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励，成就人才甚多”。（清史·儒林传.）江阴经师缪荃孙在王先谦七十寿辰时撰文称：王先谦“江阴三年，使车再周，文学之士，选拔殆尽。南菁书院初创，先生为集巨款、增学额，弦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礼学馆所共推，江苏通志局所首选者，皆南菁之门人。呜呼，盛矣”（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800.）由此可见王先谦对南菁书院的贡献之大。王先谦始终认为：“为学之方，穷经为首。”为了方便后学者更好地读经、研经，他以阮元为榜样，沿其体例，继续搜集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并且带头捐银千两，奏请朝廷在南菁书院专设书局，整理、汇编经学著作并组织把它们刻印出来。下面是王先谦向朝廷奏请设局刊书的夹片，片云：“再，毓才之道，劝学为先，为学之方，穷经为首。国朝经学昌明，鸿生巨儒，时时间作。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采辑诸家言，刊为《皇清经解》一书，深有裨于学者。迄今又数十年，海内经生纂述相仍，流风未沫。兵燹之后，遗文秘帙，所在散见。及今网罗裒集，刊布流传，彰国家文治之隆，慰薄海士之望，亦学臣职也。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书近二百种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区区愚忱，冀合众擎之力，以成有用之书，似于表章经术、启迪学人，不无裨益。”（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32.）王先谦不遗余力，宏扬经术之心跃然纸上。如果说王先谦搜采说经解经之书，汇编《皇清经解续编》是整理、继承汉学，那么他奏请朝廷并捐资首倡在南菁书院设局汇刊《皇清经解续编》，则是为了传播汉学、表章经术、启迪后学。

刊刻完《皇清经解续编》后，王先谦又组织刊刻了《南菁书院丛书》，共八集其中大部分是书院中一些高材生的经笺、史注。王先谦认为崇尚经学、传播经义是他作为学官的职责。他在《南菁书院丛书》序中写道：“前明空疏浅陋之风，庶乎涤荡尽矣。中兴而后，斯道益章。海内人士，咸知崇厉实学，以空腹高谈为耻。……当此之时，苟有资于问学之书，亟取而公诸天下，传之久远，宏益儒者之见闻，仰赞圣朝之文治。岂非士大夫维持世教者之责与？”（虚受堂书札·南菁书院丛书序.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0—71.）在这种责任感的支配下，王先谦在中晚年的四十几载中，先后在江苏、湖南主办过南菁书局、思贤书局和虚受堂家刻坊，除刊刻上述一些书籍外，还负责编刻了《合校水经注》40卷、《盐铁论前后编》10卷、《诗义标准》114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17卷、郭嵩焘《养知书屋集》55卷，以及大量其他的著作，为传播经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2 掌教书院、笺经注史、培育汉学人才——王先谦之与湖南诸书院

王先谦开缺返湘后，历主思贤讲舍和城南、岳麓诸书院。其中，光绪十六至十七年（1890—1891）主讲思贤讲舍；光绪十八至十九年主讲城南书院；光绪二十至二十九年掌教岳麓书院。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王先谦在湖南的书院执教达十四年之久，期间，成就了大量汉学著作，培养了一大批研治汉学的人才，为湖南的汉学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先谦的大部分汉学著作均成就于他掌教书院之时。光绪十七至十八年，五十岁的王先谦先后主讲湖南的思贤讲舍和城南书院。教学之余，他校订《荀子》，认为：“国朝儒学昌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道，定论昭然，学咸知崇尚。”然“顾其书仅有杨倞注，未为尽善。近世通行嘉善谢氏校本，去取亦时有疏舛，宿儒大师，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辄旁采诸家之说，为《荀子集解》一书。”（虚受堂文集·荀子集解续.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9.）同年，王先谦还利用教学余暇校刊了《世说新语》、《盐铁论》等书。光绪十八年，王氏主讲城南书院时，校刻了《养知书屋遗集》、《合校水经注》等书。此外，王先谦的重要汉学著作《释名疏证补》（成书于光绪二十一年）、《汉书补注》（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尚书孔传参正》（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骈文类纂》（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等书均在他掌教岳麓书院时完成。

王氏门生王啸苏在《岳麓书院一千年》手稿中指出：“（王先谦）广刊要籍，启迪群流。至主讲岳麓时，仍本斯旨，因而诸生之俊异者受其熏陶，从事考据。凡所成就，多宿学而务躬行。”当时门生中较突出者有陈毅、苏舆、郭焯莹、孙文昱、刘宗向、谭戒甫、颜昌峣、王啸苏、郭立三、黄俊等人。湘阴郭立山所著的《三礼札记》，湘潭孙文昱所著的《小学初告》、《声韵表》、《历数学》，善化黄逢元所著的《补晋书艺文志》，湘乡颜昌峣所著的《管子校注》，长沙黄兆枚所著的《芥沧馆诗文集》等，均为王先谦在长沙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掌教时培养的学生所取得的成果。（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162.）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被王先谦称为“可传书也”。（虚受堂文集·春秋繁露义证.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123.）此外，还有陈毅所著的《墨子注疏》、《荀子集补解》，郭焯莹所著的《读骚大例》，均有裨于汉学。

王先谦传播汉学的贡献是卓越的，他对湖南地区晚清汉学的传播更是功不可没。正如李肖聃所评价的：“后生见闻，迈逾前古，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实由先生最为老师。又都书局，思贤所刻，津逮贫生，讲舍高才，今为老宿，传其旧业，迥异时流。郭复初以三礼成家，孙季虞用六书名业，师承所自，都出王门。此有功于楚之经学也。”“湖湘开辟，玄黄判剖，堂堂文宗，肇此祭酒。玉池此赞，言大非夸，猗若我公，撰述成家。上笺群经，下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诸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长沙大师，并称二王。”（李肖聃.湘学略·葵园学略第二十.岳麓书社，1985：207.）如此评价王先谦，实在不算为过。

（与黄梓根合著，原载《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