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书院与儒学——以长江流域为例

士人是士大夫、士绅与士子的合称，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拥有文化知识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的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的掌握者、传播者，他们在儒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地方的士人往往通过创办、主持书院，以实现儒学的社会化，展开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学术更新。

本文以长江流域为例，探讨士人、书院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个视角，是因为唐宋以后书院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

一、 “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

书院是唐宋以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从诞生之日起，书院就对儒学的思想传播、学术更新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书院与士人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士人通过倡办、主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士人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也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地培养出以拥有文化知识为根本特征的士人。在宋、元、明、清几代中，书院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组织，有时甚至完全取代了官学，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盛世，无论是京城府都，还是僻远乡村，书院都在发展着它那培养人才、精研学术的精神，为社会培养着一代代新的士人，总之，书院是士人得以衍生的教育组织，也是士人得以再生产的社会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士人与书院构成了一种共生结构。

首先，士人是书院得以产生、存在的社会基础。书院为什么会产生，一经产生后又会绵延不绝，并构成一个巨大的时空实体?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有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士人。士人既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掌握者；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物质财富的掌握者。其中一些具有政治地位的人，就是所谓的士大夫。他们是地方上有文化、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物，正是他们构成了创办、主持、资助书院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基础。可以说，书院的产生及存在发展离不开士人。

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社会教育组织。士人们为什么要在官学之外，另创书院讲学？其原因主要有下列几点：

其一，由于官学不兴，士人创办书院，以补充、代替官学。在“政教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学，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但是，因官学系统直接受制于官方，故而也会经常发生停办或衰落的情况。如古代中国总是周期性的发生朝代更替和战乱，这时会出现官学废弛的现象，而民间的士人则因文化教育的重要，故而创造书院作为士人群居讲学之所。书院出现于唐末五代，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仅是唐末五代，就是两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的许多书院亦是由于这种情况而创办起来的。另外，也可能朝廷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朝廷尚无力建立官学，书院亦可能因民间士人的力量而纷纷兴起。宋初书院的大兴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可见，官学不兴是书院建立的重要原因，朱熹在谈到书院的起源时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此处“精舍”即是书院。因唐末五代的战乱和宋初之时“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故而才有士人们创办书院作为士子的“群居讲习之所”。

其二，由于官学**而丧失学术、传教精神，这时，士人们创办书院，是为了张扬独立的学术追求和恢复儒家的教育传统。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即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官学以及科举制度的**，士人们纷纷创设书院，正如清代汤成烈所说：“利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其流弊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以剿袭为揣摩，以钻营为捷径。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矢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君子患之，退而讲学，于是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学校篇上.宋、元、明、清的许多著名书院都是为了追求儒家人文教育的理想与独立的学术精神建立起来的。如明政府兴官学，倡科举，使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这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人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而明代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与王守仁有很大关系。王守仁作为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以“挽救天下事势”为号召，坚决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他指出：“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此，他提出了“鼓动海内”的心学理论，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讲学浪潮。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被贬到贵州龙场，开始创办龙岗书院，在贵阳应聘主讲贵阳的文明书院，以后，又在江西修复濂溪书院，在江西建立稽山书院，江南士子纷纷从学。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纷纷创建书院，一方面奉祀其师，一方面传授王学。

其三，由于官学自身的限制不足以承担传承文化、培养士人的任务。官学因获得官方的支持而能够办学，但是，官学的设置又总是受到体制的限制，只能和官府机构相一致，也就是只有县级以上的行政机构方可设立学府。另外，由于体制的原因，每一级官学的名额也十分有限。但是，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民间的士绅或者是在职的士大夫均以立教兴学为自己的使命，同时，民间亦普遍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故而读书的要求向来十分强烈。如此少的官学机构和学生名额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士子希望读书的强烈要求。加之宋、元、明、清所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多数时代只是以科举考试名次为依据，而并不以就读的学校为标准。因此，在全国各地就建立、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书院群。就数量上来说，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官学机构的总数，如明清书院普及化之后，各县均有数所书院，多者有一二十所。就办学形式来说，书院的形式显得更加自由灵活、层次多样，其中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县域书院、州府书院、省城书院等各种办学形式。这种多层次的书院教育，满足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各个地域的士子们对文化教育的渴求。

当时，官学的兴办由朝廷的行政命令推行，而书院的兴办则是由民间的士人推动的。马端临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

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在官学出现上述不足的时候，民间的士人则在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兴办了一个庞大的书院群。正是由于那些“留意斯文”的士人们的努力，才使书院得以形成并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这是“士人—书院”共生结构的第一层含义。

所谓“士人—书院”的共生结构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书院是培养、产生新一代士人的教育组织。作为一种办学多样化的教育机构，书院满足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主要是高层次文化教育的要求。书院所培养教育的士子或生徒，少量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场成为士大夫，大部分都是作为民间的士绅，不论是继续从事学术教育事业，还是在民间社会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基本上属于士绅阶层。就是那些晋身官场者，亦有大量或因无实职、或因受排挤、或因官场黑暗而洁身隐退，或因老病而还乡等各种原因离开官场，他们也成为士绅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书院是士人产生的重要社会机构，在书院办学的一千多年中，这个庞大的书院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有文化的士人群体。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许多弟子。其讲学之地基本上都在湖南、四川两地，除岳麓书院外，还有城南书院、道山书院、南轩书院等，因此张栻的弟子以湘蜀两地为盛。张栻，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的弟子在湖南的有张庶、张忠恕、吴猎、钟如愚等：

张庶，字晞颜，张栻再从子。其学以孝弟忠信为本，后讲学于岳麓书院。

张忠恕，字行父，张栻之侄，学者称拙斋先生，讲学于岳麓书院，务求为己之学，士之出湖湘者，皆从之游。

吴猎，字德夫，学者称畏斋先生，有得于张栻求仁之学，后为岳麓书院堂长。

钟如愚，字师颜，问仁于南轩，因受业焉，后为南岳书院山长。

张栻在四川的弟子有范荪、范钟黼、宇文绍节、杨知章、李修己等：

范荪，字季才，乾淳以后，南轩之学盛于蜀中，范仲黼为之魁，而范子长、范子垓与范荪并称嫡传，时人谓之四范。其学本于诚一，后讲学于沧江书院。

宇文绍节，字挺臣，师张栻传其学于程公许。程公许后知袁州，葺南轩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学。

杨知章，号云山老人，得张栻之学于广汉，归而授其子杨子谟，杨子谟朝夕穷图，默识圣贤下学上达之序，动静语默不违乎诚，晚年讲学于云山书院。

李修己，字思永，从南轩游，传其学于李义山，后李义山讲学于龙山书院。

全祖望称：“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字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州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

(以上均参见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

张栻弟子众多，以上只择其要者而述之。因此，张栻通过书院讲学培养出许多弟子，而其弟子又通过书院培养人才。

南宋另一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在槐堂、象山数十年，门徒众多。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著称于世者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四人，他们四人是明州慈溪、鄞县、奉化、定海(今宁波镇海)人，因甬江流经其地，故称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杨简，字敬仲，慈溪人。尝筑室慈溪德润湖上，后更名慈湖，聚徒讲学。袁燮称：“自象山既殁之后，而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其初虽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独见，开明人心，大功于后学。”

(契斋集，卷七.书赠傅正夫.)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少闻伊洛之说，受业于陆王之门，讲学于广平书院。沈焕，字叔晦，学者称定川先生，讲学于竹洲南山书院。袁燮，字和叔，学者称絜斋先生，尝讲学于城南书院。

杨简最著名的弟子有钱时、童易居、桂万荣、袁甫等。钱时，字子是，讲学于象山书院。童易居，字行简，学者称之为杜洲先生。他讲学聚徒于慈湖杜洲之滨。桂万荣，字梦协，号石坡先生，在家乡城南二里东山之麓(汤山)建石坡书院，读书讲学其中。

除此之外，陆九渊在浙江的弟子有丰有俊等，在江西的弟子有傅梦泉、邹斌、吴绍古、董得修等，他们多有建书院讲学的。

陆九渊通过在书院讲学，培养出了杨简、袁燮、傅梦泉等弟子，杨简他们又通过书院培养出了童易居、桂万荣等弟子，童易居、桂万荣他们又在书院中讲学，就这样培养出一代代的士绅。

总之，历代士人创办书院，使书院千年不衰，而书院又通过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士人与书院共同促进，构成了一个共生结构。

二、 “书院—儒学”的内在联系

书院与儒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等，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书院教育旨在明人伦、辨义利。如朱熹的教育目的是“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身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玉山讲义》中他提出：“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天下，方是正当学问。”陆九渊之学以读《孟子》而自得于心，力主“心即理”，他以“尊德性”为宗，教人以“发明本心”，“收放心”，“深造自得之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与曾宅之.)

吕祖谦的东莱之学兼取朱、陆之长，又有中原文献之家传，《东莱集》中有几道书院规约的记载，阐释出以“孝、悌、忠、信”为本，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要的教育宗旨。如吕祖谦乾道四年(1168年)规约首条曰：“凡预于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吕东莱文集，卷十.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云：“亲在别居，亲殁不葬，因丧婚娶，宗族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并除籍。”(东莱集别集，卷五.)

书院教育亦重视明道致用。如丽泽书院崇尚实用之学是为特色，《丽泽讲义》中强调：“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国政之是者，则教之以为法；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如何整救，如何措划，使之调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他日用之。”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朱熹也主张：“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书.）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中也说：“博学、审问、谨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劝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三.)

教育宗旨首先通过教学内容体现。书院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教育家很重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著名理学家朱熹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人道之序，而后及诸经”（勉斋集，卷三十六.朱子行状.）。《宋元学案》中也记载：“昔晦庵先生之讲学于云谷也，我先文简云庄兄弟与西山蔡先生父子从游最久。讲《四书》之余，必及于《易》。”宋元学案，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刘泾传.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各理学家所推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更被一般书院定为必读之书，地位超过其他儒家经典成为书院的主要教材。

各书院教育家在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强调与自我身心的体认结合起来。如陆王派理学家强调发明“本心”，认为五经就是记载或说明“心”的道理的经典著作，所以，他们以六经作为“心之常道”的文本化。王阳明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王文成公全集，卷七.)

除《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之外，书院教育大师们的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教材的重要内容。许多教育大师对于各种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不仅详加口授，而且作注解，著讲义，编语录，帮助学生理解、领悟其中意义。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程颐的《伊川易传》及二程讲学言论的记录《二程先生遗书》、《二程先生外书》等，都是书院学生学习的重要教材。南宋以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纂的《近思录》，以及记载朱子与门人论学言论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易说》、《孟子说》，陆九渊的《语录》等，也都曾列为书院的重要读物。明代以后，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四勿总箴》等也曾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到清代，则又有当时诸儒的各种经解、注疏之类。

书院的教学方法的特征是自由讲学，随机指点。宋儒讲经重在道德义理，通过讲授经文、解析经义而阐述己见。教学多采用启发式教育，训练学生自己思索。陆九渊教育弟子“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语录.）。书院教育提倡学生自学，因为在书院大师们看来，书院教育的内容不是传授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口耳之学，而是有关身心性命、纲常伦理的根本之学，需要学生自己深研细玩、切己体察、着实践履。朱熹在《沧州精舍示学者》中就说：“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有个入处，方好求师”，如此则“学之成也可冀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儒学规定了书院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和方法，另一方面，书院又成为儒学的学术研究基地、交流传播基地，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代表，他们大多毕生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但古代社会的不稳定(尤其是战乱)及**统治，往往使儒士们处于“无所于学”的状况，而书院的产生则为儒士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

书院从北宋时起开始在我国兴盛。北宋初年，由于长期的割据及战乱，使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政府无力去大规模兴学设校，发展文教事业。在官学荒废的情况下，儒士们只能另谋他处就学研习。书院在世乱失学的情况下，为士人提供了治学之所。

书院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滋生众多学术派别的温床。理学流派之一的湖湘学派的产生即与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时学者胡安国、胡宏在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院，授徒讲学，开创了湖湘学派。著名理学家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登坛诩学，“四方学者争向往之”，从而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儒学学术中心，也成为湖南的儒学中心。

闽学创始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术研究也是在书院及精舍中进行的。他的代表作《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伊洛渊源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以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均是在他自己设立的紫阳、寒泉、武夷等书院及精舍中完成的。

南宋其他学派也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心学派大师陆九渊创建象山精舍，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事功学派陈亮讲学于五峰书院等。

元代书院承袭宋代遗风，仍然是讲求程朱理学的基地。到了明代，书院开始推崇陆王心学，王守仁到处设立书院，讲其“致良知”之学。清代，汉学家则以书院为阵地，致力于经史研究，专重经学的训诂、考证，于是出现了一大批重经史训诂的书院。

由于官学的衰落及科举制的日益**，书院则相对能提供一种安宁的研究环境，因此，儒家学者们都把书院作为理想的治学之所，书院于是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

书院不仅是儒士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地，也是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的基地。书院允许不同学派相互进行讲学，并因此而形成了“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

讲会制度始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当时张栻主岳麓书院教事，门人众多，影响颇大。该年，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专访张栻。朱熹与张栻对学术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辩，主要是争论《中庸》之义。《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张栻与朱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范伯仲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可见争论的激烈。通过这次会讲，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同时，朱张会讲对湖南的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宋元学案》载：“晦庵、南轩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以后，其他学派(如事功学派陈傅良)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够兼收他派之长，是与书院的讲会活动分不开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讲是“鹅湖之会”，这是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一起在信州鹅湖寺进行的一场学术辩论。鹅湖之会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心是围绕治学方法而展开的。据朱泰卿回忆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陆子龄)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491.）虽然直接参与“鹅湖之会”辩论的，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列席旁听者不少。据李才栋考证，参加鹅湖之会的“除朱、吕、二陆四人之外，尚有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桴、朱泰卿、邹文武、蔡元宝、何叔京、潘叔昌、范念德、詹仪之、张公庠、连崇卿、傅一飞等十余人”(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73.)由吕祖谦所组织的这次盛会虽然没有消除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但它却起着交流学术、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王守仁、湛若水频频外出举行讲学活动及兴复书院，书院讲会之风极盛。如王守仁讲学于江、浙、赣、黔等地书院，四方学者云集。《明史》称：“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王、湛弟子遍及全国，他们为了倡明师旨，立书院，开讲会，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王学内部也有许多派别，如罗洪先主张“静无欲”，邹守益主张“戒惧慎独”，周汝登主张“无善无恶”，各派之间往往通过书院讲会进行学术交流。书院的这种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场所，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书院—士人—儒学”的互动关系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突出表现就是，士人社会的强盛、书院的数量多且规模大、儒学的全面发展。如南宋四大书院均在长江流域，宋以后的著名儒家学者、学派也主要以长江流域为主。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士人、书院、儒学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从以上两节中已经可以看到它们的这种关系，这里再作一个综合论述。

首先，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书院、儒学的发达。汉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士人社会的主体以黄河流域为重心。但是，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加之北方的战乱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扩张，使得北方的士人纷纷南下。从宋代开始，长江流域的文化蓬勃发展，盛况空前，长江流域的士人社会也不断强盛起来。王安石的表弟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盛。人才之盛，遂甲天下。”（余干县学记.转引自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张孝祥在谈到四川文化时也说：“凡蜀之士文德名士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七.与虞并父书.）

由于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士人们又创办书院，传播儒学，从而导致长江流域书院、儒学的发达。据曹松叶统计，在宋代203所书院中，长江流域占74％强，珠江流域占21％强，黄河流域只占3.5%。从各省来说，江西最多，为80所；浙江次之，为34所；湖南又次之，为24所。元代的大多数书院仍设在南方，长江流域位居第一，占元代全国书院总数的65%强；黄河流域上升为27.95%，珠江流域降为6%强。从各省来看，江西仍居第一位，占29.37；浙江次之，占13.28%；湖南居第三位，占9.79%，三省合计占52.44%，超过半数。（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辑.）

我们亦根据《中国书院辞典》，对唐五代及宋、元、明、清几个时期位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书院作了统计。在统计时，我们只以书院的第一次创建为准。

根据统计，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4.1％、90.5％、66.7％、69.9％、66.6％，位于黄河流域的书院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9％、9.5％、33.3％、30.1％、33.4％。以历代位于长江、黄河流域的书院总数而言，长江流域占了71％，而黄河流域只占29％。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导致了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

长江流域士人社会的强盛，也导致了儒家文化的发达。如宋代的几个理学大师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都在长江流域讲学，从而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元义化在《邺侯书院记》中说：“晦庵南轩，相与讲道，唱酬于其间。湖南道学，于斯为盛。”长江流域各个地方都是如此，如宋代浙江明州士人群体发展很快，涌现出楼钥、袁燮、袁甫、杨简、史弥远、史浩、史嵩之、郑清之、黄震、赵逢龙、陈埙、王应麟等名臣大儒，他们通过讲学，促进了当地儒家文化的发达。陆游在谈到常州时也说：“方是时，毗陵多先生长者，以善俗进后学为职，故儒风蔚然为东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则说者遂归之后河，曰：是为东南文明之地。”（渭南文集，卷一十八.常州开河记.）

其次，长江流域书院的兴盛，导致士人社会的发展、儒学的繁荣。长江流域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就说：“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卷十.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明确指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人才，传道济民。书院对于人才的培养，导致了士人社会的发达。

有学者根据各地方志，将两宋时期南方与北方的进士人数作了一个统计。（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721.）

两宋时期的进士人数中，长江流域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的进士人数占了全国进士人数的71.4%，可见长江流域的人才之盛。

再以科举应试人数而言，也以长江流域的为多。如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浙江温州的终场之士有8000人漫塘集，卷一十三.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宋理宗景定年间，严州（今浙江建德东）的应试者也多达7000余人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又如四川，宋宁宗庆元年间，潼川府路资州（今四川资中）就试者“盖不下五千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八.资州新创贡院记.）。据魏了翁言：“科举取士，南官约三百人，四川类试约百人，是四川当四分之一。”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论四川转官人积滞札子.以成都府路为主的四川地区，登第人数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长江流域书院的发达，亦导致了儒学的繁荣。书院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又是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这我们在前文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书院在儒学普及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宝庆四明志》中记载：“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士之贫者，虽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宝庆四明志，卷一十四.风俗.陈傅良也形象地描述道：“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止斋集，卷三.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

再次，儒学的发展，对书院的兴盛、士人社会的发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儒家学者们到处兴修书院，一些儒学标志的书院也不断得以重修。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例，该书院系唐代李勃与李涉兄弟的读书、讲学处，南唐升元时立为官学，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其学渐废。皇祐五年(1053年)，比部郎中孙琛复建学馆以教子弟，四方之士从之就学。后经兵乱，书院衰落。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并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此后，白鹿洞书院声名大振。朱熹之后，钱闻诗、朱端章、朱在、袁甫、陈炎酉、崔翼之等先后修葺。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毁于兵火。明正统三年(1438年)，知府翟溥福倡修重建，而后陈敏政、李龄、苏葵、邵宝、李梦阳等屡有兴修。清代，地方大员蔡士英、李长春、姚启盛、安世鼎等先后兴修。

又如“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中，是州人李宽的读书研学处。宋至道三年(997年)在此修建书院，于景祐二年（1035年）得朝廷赐额，遂为四大书院之一。后多次修缮，到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重建，“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业之士者居之”。后又有扩展，再因战事毁坏，复有多次修缮。

长江流域儒家文化的发展，对士人社会的发达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习儒家文化的风气日益盛行，导致了人才的增多。真德秀说：“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公宣，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穷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馨颏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四十.劝学文.）

因此，长江流域的士绅、书院与儒学之间相互促进，正因为这种互动关系，导致了长江流域文化的日益繁荣。宋元以后，长江文化占据了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与曾佳晖合著，原载《中国书院》第四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载朱汉民等著《长江流域的书院》，季羡林总主编《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